中國古代賦稅製度

賦稅製度作為管理國家經濟，充盈國庫的一種重要手段，在我國歷史久遠。早在春秋戰國時期，魯國便實行了「初稅畝」，「初」是開始的意思，即開始按畝收稅，此製度不分論公田還是私田，均按照土地面積納稅，實際上承認了私田，對於大力開墾土地意義深遠，同時國家的收入也在增加，所以史學家也將此製度看做是我國古代農業稅收的開始。
唐朝前期采取租庸調製，依據戶籍製度，按照人丁來征稅。「租」指的是每人每年向國家繳納粟兩石;「庸」指的是每年為國家服徭役二十日，若國家不需要其服役或者本人不願服徭役，則可用交納絹或布來代替;「調」指的是繳納一定量的絹、棉或布、麻。安史之亂後，受到戰亂沖擊，人口急劇減少，租庸調製無法滿足國家收入，遂采用兩稅法，征稅的標準從人丁轉向了田產和戶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庫緊張的局面，同時也讓收入的類別減少，對人口的管理和約束逐漸變得松散。
明朝時期，隨著土地私有製的發展，土地兼並嚴重，大地主巧取豪奪農民土地並且想盡辦法躲避賦稅，加之朝廷冗員開支巨大，導致國庫一度十分拮據。此時，「一條鞭法」的稅收製度被提上歷史舞臺，該製度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合並賦稅和徭役，主要集中在谷物和銀錢兩方面，進一步減少了稅收名目，是稅收從物到錢的重要轉變，為清朝的攤丁入畝製度的實行做了鋪墊。
縱觀古代幾次重要的稅收製度演變，主流趨勢是稅收是朝廷調節經濟，進行國家管理的重要手段。收稅名目變少，從以谷物，力役，絹布，銀錢到主要收取銀錢，完成了從物到財的轉變，對我國現代稅收製度的變革影響比較大。